摘要: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但实践中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国元素”仍有不足。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创造提供了依循。基于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模式，需要在微观上为之提供合理的实践机制，而大学集群治理在价值导向、组织机制、治理主体、文化建构等各维度上集中反映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逻辑，因此是落实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机制。这也意味着，探索实施大学集群治理是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向度。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型举国体制；高等教育治理；大学集群治理；中国特色

“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引，具体到教育领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肩负着促进科技创新、自主培养人才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而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思想为之提供了根本依循。质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将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但从现实来看，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着诸种局限，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以问题解决为起点，在真诚而深刻的审视与反思中建构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为指导，从新型举国体制的视角出发，探讨大学集群治理新范式，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建设路径，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具体的向度。

一、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审视

（一）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建立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轫自中世纪的欧洲，由此衍生至世界各地，并分化出不同的大学模式，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以及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不同的大学模式是普遍的大学组织规律与特殊的本土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探索建立相宜的大学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我国而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在移植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依据美、英等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依附性特征^[2]。我国学者则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走的是“借鉴—超越”式的发展道路^[3]。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都曾在特定时段为我国所学习甚至搬用。经过较长时期的曲折探索，尤其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之基本国策，我国各行业各领域逐渐走上探索自主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高等教育亦启动了以教育规律和大学组织特征为依据、以优化权力与责任配置为核心的本土化探索。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渐成为改革的中心任务。十八大之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现代化随之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高等教育重要论述中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方向^[4]，而推进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即作为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备受关注。客观而言，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在长期探索中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如吴岩就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5]。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驱动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导向，而高等教育亦需要持续推进和实现内涵式发展，为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这无疑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和凸显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及其优势。

我们之所以强调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其一是因为建立本土的大学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实现自主发展、创新发展的基础，后发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必须摆脱依附式发展的束缚；其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必然要求，即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尊重国家体制，并发掘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及中国力量，驱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三是源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及其模式变革的需要，即从移植到依附再到借鉴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需要对传统模式进行“中国式”的改造和创新；其四是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即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治理需适应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双循环”战略和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6]。概言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保障作用。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缺乏充分的“中国元素”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及改革趋势反映了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体系的普遍特征，即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或大学的成功几乎都绕不开从“移植”到“改造”再到“创新”这三个发展阶段^[7]。虽然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受体制、传统、文化等主客观因素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在本土化创造方面依然存在较多局限。“在我国大学发展百年史中，简单移植、照搬国外经验比较多，根据我国的实践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十分有限，缺乏原创性探索。”^[8]质言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元素”较为匮乏，“跟跑”欧美大学模式甚至试图借用所谓的“国际化”模式来改良本土制度，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这既体现了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被动性，也隐藏着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扩张中的战略构陷。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为基础，走向独立发展、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之路。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国元素”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主体性自觉缺失下对欧美模式的迷思。在一定范畴内，我国大学发展及其治理过于迷信美英等国家大学模式的先进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批判性。例如，教师聘任中的“非升即走”机制，从21世纪初被北大在人事制度改革中较早引入，到如今相当比例的重点大学甚至地方院校纷纷仿效施行，正日益凸显出其伤害青年教师职业信念和专业持续发展动力，加剧学术GDP主义而束缚学术自由、阻遏科学创新的制度之恶。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社会宽容相对缺乏、职业流动存在重重障碍的条件下，我国需对“非升即走”机制进行合法性的再审视或者本土化的再造。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主体需要进一步强化主体性自觉，进而建立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自主探索适宜中国国情、凸显中国智慧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其二，市场竞争的单一化与过度倚赖。在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竞争机制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管理传统，但另一方面，在资源依赖和单一的竞争驱动模式下，大学竞争突破了合理界限，校际零和博弈强化了大学的功利性、自利性和排他性，甚至产生恶意竞争行为，狭隘的利益观致使大学失去应有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同时，过度竞争还增加了高校间的壁垒，在以融合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当今时代，高校封闭办学致使高等教育的生态性、整体性、协同性效能被严重束缚^[9]。如何克服自由主义、市场主义的负面影响，科学设计国家介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与路径，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治理优势，仍亟需深入探讨。其三，量化主义绩效管理的过度泛化。即基于绩效导向和量化技术的院校评估与资源配置制度，使得大学陷入资源依赖和“指标化”办学的陷阱，大学普遍缺乏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意识，内涵式发展能力不足。在醉心于“排行榜一流”、沉迷于“漂亮数字”的过程中，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却变得越来越没文化。“五唯”是大学遭绩效主义、评估主义、量化主义肢解的必然结果，是大学“去生态化”和“被工具化”的集中反映，严重阻碍了大学的原始创新和优秀人才培养。绩效、量化、问责和资源的分配捆绑在一起，更加强化了大学的功利性与零和竞争的冲动，使其进一步忘却了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引导大学从世俗乃至庸俗中解放出来，重回追求真理、追问价值的智识世界，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其四，改革主义导向下本土资源的遗弃。所谓改革主义就是以改革为名赋予任何有意义、意义甚微或无意义的改变以合法性，以频繁的“运动”“项目”等来彰显改革的积极性。在“改革主义”影响下，大学陷入“不破不立”的怪圈，本土资源的价值遭到简单化否定。在此，仍以“非升即走”制度为例，该制度的另一端就是近些年甚嚣尘上的“编制废除论”，其基本假设是“编制”导致教师职业投入不足和大学缺乏创新。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编制或许正是反映中国制度特色与文化传统、符合中国大众思维与心理范式并彰显民族智慧的本土资源，其在为教师提供职业安全、强化组织及职业认同、保护大学自由文化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反之，大学教职的高竞争性、高风险性反而会对崇尚自由、依赖自由甚或说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创新机制的学术志业造成压迫。从现实来看，大学的教师管理机制及其背后的基于行为主义的激励约束机制已经对教师学术职业环境形成冲击，影响了教师职业投入。

以上诸点的共同特征是对“中国元素”缺乏充分观照而表现出显见的“欧美痕迹”，这种“跟跑”思维不仅弱化了本土化的自觉与自信，而且消解了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建设。所谓的“国际惯例”或“先进模式”同我国国情产生了种种不适，尤其是“无根”的高等教育治理导致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失去价值依据，这是束缚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效能的根源性因素。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找回”丢失的中国元素，走中国式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道路。

二、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

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路

（一）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走出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也是一种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路径^[10]。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国家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11]。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势表明，现代化将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处于持续的建构之中；同时，现代化不仅反映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还表现出基于不同道路、体制与文化的多样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以社会主义规定性为导向，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为动力，以本土资源（如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以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与格局）、传统精神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出场为基础，并以主体的制度自觉与文化自觉来推动本土资源持续优化，最终转化为现代化建设效能。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否决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和“历史终结”论调，有效消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霸权^[12]。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基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和遵循。因此，要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就必须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引导各治理主体在发掘中国智慧中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